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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盧昌海【小樓與大師：科學殿堂的人和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 9 - 19 頁
「要是有這麼一個地方，最好是靠海的地方，沒有會議，沒有鬥爭，也沒有這麼多的莫名其妙的麻煩事。帶上幾個學生，安安靜靜地搞專案搞研究，該多好。」
束星北1962年－－時為極右派兼歷史反革命分子）
幾年前，我在主頁上建過一個論壇，叫做《繁星客棧》，那裡聚集了一些很不錯的網友。有一天，一位網友轉了一篇題為「一部浮誇的科學家傳記——評劉海軍《束星北檔案》」 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聽說《束星北檔案》這本書，而且有可能也是我第一次聽說束星北這個人。
那篇文章我雖只是粗略看了看，卻留了一個印象。我曾看過不少國內作者撰寫的華人科學家傳記，例如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吳健雄、蘇步青、謝希德、「三錢」等的傳記，可以說無一例外是高、大、全式的歌功頌德。有這樣的體驗做後盾，雖未看過《束星北檔案》，見有人從浮誇的角度進行批評，倒也不覺意外。後來有一次回國，在書店裡看到了《束星北檔案》，想起那篇評論，便沒有購買。
此後又過了很長時間，我幾乎已將那本書忘了，不想卻在紐約的一家圖書館裡看到了它，於是借了回家。看完之後，我不無詫異地發現這本書在我讀過的華人科學家傳記中幾乎可算是最好的（當然， 這要部分地歸因於其他傳記的過於乏善可陳）。這本書雖的確對束星北的學術水平作了少許外行及浮誇的評價1，但重點並不在他的學術，而是在敘述他坎坷的人生經歷。在全書三十個章節（包括引言和尾聲）中，與學術及教學有關的內容大都集中在前三章，比例極小。因此，儘管作者在講述束星北的學術經歷時，確實作出或引述過一些誇張其詞的評價，但從內容比例上講，這本書給人的真正印象並非是束星北是一個如何了不起的物理學家，而是他在政治漩渦中苦苦掙扎的佝僂背影，以及他可憐可嘆的人生悲歌，這與其它那些傳記是截然不同的。
從內容上講，這本書最獨特的地方，是它採用了大量的採訪記錄及檔案資料，其中包括束星北本人所寫的許多「思想匯報」。我之所以欣賞這本書，最主要的原因也在於此。事實上，在作者仰視傳主及作者的學術外行性這些傳統缺陷上，《束星北檔案》與其它那些歌功頌德式的傳記未必有很大差別，但該書採用的引述採訪記錄及檔案資料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和淡化了那種缺陷。因為那些來自不同人、不同時期、不同視角的回憶資料大都很平實，其中有很多描述的是束星北的窘態（當然，外行人道聽途說的過譽之詞也是有的，但即便那樣的回憶也並無刻意歌頌的意味，並且大都言明了是道聽途說）。而束星北本人那「一把辛酸淚， 滿紙荒唐言」的 「思想匯報」，不僅沒半點高、大、全的模樣，反而充滿了自我羞辱。有這些紮實的史料作基礎，這本傳記無論對於了解束星北這個人，還是了解當年那個吃了人還恬不知恥地讓被吃之人歌頌自己的新社會，都是難得的第一手資料2。
好了，現在回過頭來說說束星北這個人。束星北出生於 1907 年，與那個讓他受盡折磨的新社會有著共同的生日：十月一日，是中國物理界的前輩。束星北的求學經驗相當奇特，美國學者胡大年在《愛因斯坦在中國》一書中曾有一節用了「遊學四方的束星北」作為標題。束星北在 1924-1931 這八年的求學期間，曾輾轉於杭州之江大學 （其校址在現浙江大學之江校區）、山東齊魯大學（其校址在現山東大學醫學院）、美國貝克大學 (Baker University)、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UCSF)、德國漢諾威工業大學 (University of Hanover)、英國愛丁堡大學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英國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 並先後在愛丁堡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碩士學位3。束星北的這種奇特的求學史，看來體現了一種躁動的性格，他的同時代人吳大猷先生曾在《早期中國物理發展之回憶》一書中評論說束星北在歐洲和美國跑來跑去，沒有認真地待在哪個地方做研究，他的學生許良英也曾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提到束星北缺乏專心致至的精神。束星北是個有才之人，除物理外，在後來因生活所迫而改做的氣象、化工乃至電器修理等工作上也都有不俗的表現，可惜卻一生並無建樹，究其原因， 除不幸工作在新社會，裁倒在紅旗下外，與他躁動的性格恐也不無關係。
束星北 1931 年回國後，曾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暨南大學、浙江大學等地任教。在 1952 年的院系調整中，浙大遭到肢解，束星北選擇了山東大學繼續自己的教學生涯。1954 年，束星北因公開反對馬列主義統領一切的觀點而遭批判，並被逐出物理系，開始了他後半生的漫長噩運。 離開物理係後，在竺可楨與王淦昌的關照下，束星北在山東大學氣象研究室轉行研究氣象動力學，並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發表了十幾篇論文。
但他這一短暫的庇護所也很快失守。1955 年，氣象研究室在「肅反」運動中被關閉，束星北夫婦遭到批鬥和體罰，束星北一度萌生了自殺的念頭。1956 年，老頭子發動了「鳴放」運動，被這些風向迥異的政治運動搞得稀里糊塗的很多知識分子以為春天終於來臨了，紛紛將前一階段的苦水倒了出來，結果中了老頭子「引蛇出洞」的陽謀，在接踵而來的「反右」運動中被一網打盡，這其中也包括束星北。
在「鳴放」期間，束星北發表了一些我個人非常欣賞的觀點。在旁人——包括很多高級知識分子——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時候，束星北敏銳地看出了無論「肅反」還是「鳴放」，它們的主題雖截然不同，形式卻如出一轍，全都充滿了非理性和不守法的「人治」及「發洩」特點。1957 年 5 月，束星北作了一次題為 《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的報告，主張推進法制。束星北的這種冷靜和理性的思維，直到今天仍是中國社會相當欠缺的，因為直到今天，迎合大眾胃口的謊言依然能輕易而迅速地調動巨大的非理性力量。
可惜，越是冷靜和理性的思維對專制的威脅就越大。因此儘管束星北在「鳴放」期間的行為相較於激進人士來說顯得很克制，但「反右」運動一降臨，他很快就被戴上了「極右派」和「歷史反革命分子」等帽子，於 1958 年 10 月與 1800 名其他右派一起被強制押往山東夏莊被強制勞動。他們的勞動結果便是今天的嶗山水庫（當時叫做月子口水庫）。在那裡，勞動條件極其艱苦，工傷、自殘和自殺時有發生；在那裡，束星北吃盡了苦頭，失盡了尊嚴。在 1959 年開始的那名為「自然災害」，實為「大躍進」導致的三年人禍期間，他四處借貸，甚至不得已到田裡去偷紅薯（結果被當場抓住）。
同時，他的所有子女都受株連，工作丟了，對象吹了，有的甚至被勞教。在這種無可抗拒的力量面前，束星北終於「頓悟」到螳臂檔車是沒有出路的，並開始遞交一些歌頌時局、自我改造的思想小結。隨著水庫工程的完工，束星北被遣到青島醫學院繼續改造，當年的同事曾這樣回憶這位經過改造的社會主義「新人」：
「束先生是拄著拐杖來校報到的，他和幾年前我見的那個神采奕奕、侃侃而談、高聲大嗓子的先生已判若兩人。要不是保衛科李科長在前面引著，我無法相信站在面前的這個憔悴、浮腫、目光散淡的老人就是束星北。他頭頂著藍色帶護耳的棉帽，雙手支在拐上，背抵在牆上，好像不這樣『夾』著，人隨時就會倒下去。李科長當著物理教研組全體成員給他訓話時，他就像個泥塑木雕，身子和眼睛好長時間也不動一下。」
但即便在這樣的境況下，束星北仍然做出了一件一鳴驚人之事。1961 年，他在幹雜活之餘，幫青島醫學院修好了一台損壞已久的進口腦電圖機，引起了轟動。在那之後，青島乃至外地的許多醫院都慕名請他修理儀器。雖然修理儀器在束星北眼裡只是雕蟲小技，但自己重新變得有用還是鼓起了他的勇氣，他開始希望憑藉自己的才華來向黨和人民「贖罪」，以便「摘帽」。為此他廢寢忘食地努力著，並遞交了「摘帽」申請。他的努力得到了一定層級的表揚，他心中的期盼也因此而變得更為熾熱。青島醫學院公佈第一批「摘帽」名單的那天，他拄著拐杖滿懷希望地前往會場，可惜「摘帽」名單中並沒有他。宣布完名單後，可憐的老先生茫然失措，癡癡地站在會場裡直至人群散盡。
受到沉重打擊的束星北並不清楚自己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自己究竟怎樣才能被「改造」好？他一方面更加努力，另一方面則以最誠懇的態度請大家給他提意見，甚至主動請求開一個針對他的評審會。有道是「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在他的一再懇請下，「勞動人民」終於向他吐露了心裡話。在評審會上，他聽到了這樣的批評：「你的書本知識有一些，志大才疏，但還高傲，你實際上還是個矮子」，「你老想從科研上找出路」，「你想單幹，修儀器賺錢」。束星北的覺悟再低，到這時也基本體會到了「勞動人民」的立場。「勞動人民」雖然缺乏知識，但並不缺乏忌妒心， 想要憑藉「勞動人民」所不會的技能來「摘帽」， 那只會更讓人家覺得他高人一等。束星北再次「頓悟」， 要想讓「勞動人民」滿意，不能當專家，而必須當孫子。於是他自請長期打掃醫學院所有的茅房，以徹底改造自己。
束星北打掃的不是五星級公廁，而是混雜了痰跡、糞便乃至人體器官碎片的醫學院茅房，並且在打掃的過程中有時得用手去摳被這些東西堵塞的大便池，其情形是如今的我們不易想像的。他一邊打掃，一邊不斷地提交思想匯報，在匯報中他寫道：「刷茅房就是具體地聽黨的話，具體地為人民服務，因此刷茅房也就意味著刷掉資產階級的臭思想」，他並且表示現在刷茅房還感覺到髒臭，今後的目標是要做到「完全自然，不感覺髒臭」。三個月後，他在思想小結中寫道：「刷了三個月的茅房之後，越刷越起勁，越刷越愉快」。束星北所說的「越刷越愉快」倒不一定是謊話，因為幹這樣的活，「勞動人民」是不會找他麻煩的，這樣幹下去，說不定「摘帽」也會重新有望。人總是在希望中愉快，可惜的是，計劃也總是趕不上變化，1966 登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把束星北的希望拋進了深淵。
不過，對束星北來說，「文化大革命」雖然讓他的「摘帽」希望再次落空，卻也讓他有幸脫離了焦點，畢竟，在這場更瘋狂的運動中有更大、更刺激的魚兒等待著革命群眾去消遣。脫離了焦點的束星北漸漸無人問津，但他絲毫不敢怠慢，一絲不苟地執行著每天的改造任務。不過這時的他也開始偷偷讀一些專業書，甚至趁掃雪的時候在雪地裡寫寫公式。可是，腦子裡的東西越多，無所事事的感覺就越折磨人。束星北是一個憎惡平庸，有著天才情結的人，隨著年齡越來越大，眼看著自己的年華在遙遙無期的平庸中一點點耗盡，他心中的焦慮也日益加劇，終於忍不住再次向組織發出了請求，他寫道：
「我今年已 64 歲，改造了十幾年還沒改造好。歲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過十幾年，即使改造好了，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還能有什麼用呢？‧‧‧‧‧‧今後該怎麼辦，才能得到黨和人民的寬恕、諒解和容納？‧‧‧‧‧‧懇請黨領導、軍工宣隊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讓我）回到人民內部，盡自己的力量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
他的請求雖然懇切，卻終究是不可能創造奇蹟的。後來的發展顯示，他的真正出路，其實既不在於黨和人民的「寬恕」，也不在於自己的「改造」，而在於外來的力量。這種力量終於來了：1972 年10 月，曾經是束星北學生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踏上了久違的故土，成為繼楊振寧之後又一位穿越「文革」鐵幕的海外物理學家。李政道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周恩來在會見他時請他為解決中國教育人才的斷層問題做點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國並不缺乏教育人才，而是沒有給他們發揮才能的機會。作為例子，他說：「例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就在國內。」
李政道不僅提到了束星北，而且還表示要見一見這位啟蒙老師。這樣的動靜嚇壞了山東醫學院的「革委會」，他們以右派分子不能進京的規定為由阻止了束星北上京。但問題是，束星北不去北京，李政道會不會來青島，甚至提出要到束星北家去坐坐呢？要知道，束星北的家可不是一般的家，據一位「革委會」的成員回憶，束星北的家是這樣的：
「那是我所見到的最赤貧破舊的家，你說它家徒四壁吧，破破爛爛的東西似乎又不少：缺了腿的桌子（晚上便舖上被子做床用），兩個箱子（部隊裝子彈的箱子），幾張自己打製的歪歪斜斜的板凳和一些堆得亂七八糟的書；地板雖是水泥的，可是到處都是裂縫，客廳中間還有一個大洞，大得能陷下腿去，上面蓋著一張三合板，簡直就是個陷阱。最不堪的是束星北的「臥室」，他的臥室不過是個兩三尺寬的壁櫥，束星北的個頭這麼大，常年「卡」在裡面能舒服嗎？「臥室」裡只有一床被子，嚴格地說，那不是被子，只是一床破破爛爛的棉絮，如不是一些經經緯緯的黑色電工膠布黏連著，早就散了。」
顯然，這樣的「教師之家」是萬萬不能讓李政道看見的（萬一李政道失足掉進那「陷阱」裡，更是不堪設想）。為了解決這一難題，「革委會」絞盡腦汁，考慮了 N 種方案，比如讓束星北火速搬入原黨委副書記的家裡，讓束星北住進賓館等，都感到不保險，最後乾脆快刀斬亂麻，以束星北身體不適為由推掉了此事。
李政道沒能見到束星北，便給他寫了一封信：
束先生：
自重慶一別，離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對先生當年在永興湄潭時的教導，歷歷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礎，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後的成就，歸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此次回國，未能一晤，深以為悵，望先生小心身體。
特此敬祝
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生李政道上
李政道雖未能見到束星北，但他的惦念還是為束星北帶來了生機。收到李政道的來信（這封信束星北連拆都沒敢拆，第一時間就上交給了組織）後不久，束星北又鼓起勇氣給組織寫了信，他在信中寫道：
「我自 1957 年向黨猖狂進攻之後，經過十多年的勞動改造，思想有所改變，‧‧‧‧‧‧因之悔恨交加，亟思以實際行動來取得黨和人民的寬恕與諒解，‧‧‧‧‧‧特上牘懇求給我立功贖罪的機會‧‧‧‧‧‧」
一位如此弱小的學者，被迫承認向如此強大的黨「猖狂進攻」，這實在很像是一則現代版的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幸好這黨特別器重外籍友。束星北的待遇自李政道訪華之後大為改善，他的「帽子」也終於在 1974 年被摘除，但他被「落實政策」則是在「文革」後的 1979 年，距離他被打成右派已有 22 年，距離他最早遭到批判則已隔了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
重返講台的束星北（左） 與老友王淦昌在一起（右）
「摘帽」後的束星北終於有機會重返講台，但北大、廈大、暨大、中科院等依然不敢聘他，最後是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禁忌聘請了他，成為他一生最後五年的歸宿。殘酷的政治運動讓束星北歷盡苦難，卻並未真正改變他。「文革」後，許多科學家加入了黨員的行列，但當海洋所的領導希望束星北也遞交入黨申請時，卻遭到了斷然的拒絕。復出後的束星北又見到了昔日的同事及好友王淦昌，兩位垂暮的老人竟像年輕時那樣為學術問題爭得面紅耳赤。臨走時王淦昌感慨道：「你還是老樣子。」束星北則回答說：「沒辦法，人是不可改變的。」
動盪的歲月終於過去了，可歲月留下的傷痕卻再也無法抹去。晚年的束星北厭惡過去，避談過去，卻又時常陷入到過去的惡夢之中，難以自拔。他有時會忽然變得焦躁不安，夢遊般地滿屋子嚷嚷著尋找水桶、拖把和掃帚——那些都是他當年打掃茅房的工具。
束星北老了，在最後幾年裡，他拼命想把時間補回來，再完成些什麼，那是他永不泯滅的天才情結所繫，可惜一切已是鏡花水月。1983 年 10 月 30 日，這位際遇淒涼的前輩走到了生命之路的盡頭。在去世前，他將自己的遺體捐給了青島醫學院，作解剖及製作骨骼標本之用。
束星北去世後，李政道、王淦昌、蘇步青等著名學者發了唁電。束星北去世後的第三天，國家海洋局、青島醫學院及束星北的子女們舉行了一個肅穆的遺體捐贈儀式。青島醫學院在遺體移交書上寫道：我院對束星北教授這種獻身精神表示敬佩。
但是，敬佩歸敬佩，青島醫學院的很多人也正如束星北那樣，是不可改變的。時勢雖然變了，但每一次變遷都意味著風水可以輪換，權力可以重分，也意味著很多不可改變的人會投入新一輪的權力之爭，因為那是他們永恆不變的興趣。當然每一次那樣的爭奪都師出有名，這一次的名義叫做「清除文革餘孽」。等到硝煙散去、塵埃落定，終於又有人想起太平間裡的束星北遺體時，已是半年之後的事了。人雖然不會變，遺體卻是會變的，變得失去研究價值了。醫學院的領導便遣兩位學生將束星北的遺體送到一片荒涼的林子裡去埋掉，而那兩位學生嫌路太遠，就近將遺體埋在了學校的籃球場邊，那裡如今立著一副雙槓。
在那副雙槓上鍛鍊的年輕學子們也許很少有人會知道，他們的雙腳之下便是一位中國物理界前輩的埋骨之處。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寫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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